大德曰生，使得儒教从自然宗教成为人文宗教。
诚如著名学者徐复观所说：古代天由宗教的意义，演变而为道德价值的意义，或自然的意义，这都不足以构成天的哲学。在《论语》中，像本章如此恣情放肆地评价历史人物，确实不多见，按照我自己的理解，甚至可以说没有。
因为这只是由感情、传统而来的‘虚说，点到为止，没有人在这种地方认真地求证验，也没有人在这种地方认真地要求由贯通而来的体系。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之语当可信：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礼的来源本于天，在《书经》中有着许多证明，在孔子这里，天被置于了礼的规范之下，不能不说是一次文化心态方面的质变和飞跃，由此奠立了人文精神的基础。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所谓天的观念是指人们对天、天命、命的基本看法，天的观念的文化意义就是指天作为一种基本观念在某时代对于人的行为方式及其价值系统的影响，这种研究不再使论点囿于形而上学的唯心或唯物的判断之中，而是从整个文化史的角度，从当时的文化背景和论者的个性体验等等角度加以探讨。
子贡一听，便急了，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知道子贡未能很好地体会自己的用心，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搬出天来解释，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第二，《论语》的成书在战国之初甚至更晚一些，且编纂者很有可能是子思之流，子思之流是大讲仁性的，孟子学即是子思之后传。因为，对自己人生的整体性责任，就意味着对自己所在世界的整体性责任，无中生有在创造自己生命的整体性意义的同时，也就是在创造一个世界——一个道德的价值的世界。
这是理解阳明的第一个关键点。非其徒之日盛一日，以百姓日多一日也。一旦发现并确立了这个枢纽和轴心，其人生便具有了某种深刻的方向感。体无用有落实到人生实践，正是无中生有的生命境界的开拓。
而这种重构最终会采取何种文化和政治形式，取决于更为复杂的价值和文化状况。不过，清代历史虽然走上了另一条路，但方向仍然是被晚明所规定的。
我们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理解发生在阳明身上的种种曲折经历的，所谓五溺、三变，不过是他求索第一等事、第一等人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尝试。中国的学术思想总是从中国之整体或天下之大局出发面对历史的新挑战，因此，学术思想和政治规划总是具有自身的价值逻辑和政治考量，而不会直接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因为天下是包含着不同质、不平均的地域发展和文化多元差别的。当权力日益上收集中的同时，权力却日益变得弱小。
如果我们立一个必为圣贤的志向，那我们基本上就会承担起整个世界的责任：这个承担是关乎自己痛痒的，是一心痛在心上的痛痒。真正良知发用的状态，就是在好恶当中就有良知，好恶当中就包含着价值。基于这样的看法，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慨叹：长期以来，死的拖住活的，使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包括资本主义萌芽、城市经济、阶级关系等方面都受到这些规律的支配。以儒辟禅非也，以禅论儒亦非也。
如前所述，良知是可以生天生地的，那么这个良知到底是什么?这个能够生天生地的良知，已经不能简单用情感来描述了，它其实是对人的精神存在的一种描述，它为作为情感的良知奠定了一个更高的基础。正如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更是一种商品拜物教的象征体系，对晚明社会的理解，在观察其生产、交换方式变化的同时，也应同时关注其价值象征体系的变化。
因此对于阳明学的宗旨与大纲，须从阳明一生的学问求索与事功磨练中求其理解。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13]。
大量流民进入矿山成为采矿工人，采矿业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生产，容纳了相当数量的流民。良知发现之后，中国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是突破某种历史和精神困局的结果。这是由天下政治的格局决定的。我们可以将这个难题概括为庶民社会的礼教再编成问题。对于晚明新时代的问题，对于庶民社会的问题，他是尝试给予全面解决的第一人。中国的城市多是在政治功能主导下形成的地区政治中心，工商业基本上是附属性的，但明代的城镇逐渐具有了商业经济中心的显著色彩，开始形成了市民社区。
江南士大夫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适应江南地区庶民社会成长而出现的新的政治模式及其带来的相关问题。人的有限性其实意味着我们把人生理解为一个整体。
阳明的生命历程是阳明学的最好展现。第一个节点是阳明在12岁时回答的异人经验。
所谓良知可以生天生地，其实并非是指良知可以如彻底的唯心论所说的那样万法唯心造。同时，这也是本体的工夫，即本体以为工夫。
良知的发现则不依赖天理、不依赖上帝，只依赖自己，它从个体有限性内部发现了价值创造的根源。所谓立志是无中生有的工夫，是说在无所展现的人的有限性的基础之上，重新奠立了有的整体性意义，这种奠立正是通过对生的环节的根本性肯定实现的。如果我们能够在无和有的辩证关系里真切地看待自己，那么每个人都有可能成圣成贤。这些暴涨的人口逐渐成为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土地兼并而形成流民运动的重要来源。
作为白银时代的晚明社会，具有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特质，它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如果说明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最为重要的纽带是丝银贸易下的白银，那么另一项得自世界体系馈赠的重要产物，则是玉米和甘薯等农作物。
在寻求圣贤之学的道路上，阳明对佛、道二教抱持了一种真切的态度，深入其内而非玩弄光景。佛、道二教成为表达个体有限性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成为解脱有限性的重要途径。
而在城镇工人中信仰关帝的帮会组织则是流民团体不可缺少的自组织形式。问其师，曰孔孟也，问其书，曰经传也。
[5]赵轶峰：《明代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08，第324页。我们不会轻易地认为，所谓中国的现代是一个简单地接受西方刺激、挑战的产物，同时我们也不会把近代哲学理解为比附西方近代哲学的产物。在无中生有意义上的立志里，意味着这样的人一定是圣贤，是对自己和世界负起整体性道德责任的人，而不是那种只谋求高人一等意义上的自我实现的人。这个轴心就是使得人生具有某种统一性和整体性的力量，它表现为某种人生意义追寻的方向感。
夫果流为商者千百，而可谓有士乎?则直谓之三民已矣，盖士之亡亦既久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
在我们看来，阳明学的重要性更在于它是中国所谓近代哲学的发端。这种情感表明，父母一伦是无法否定的价值关系。
晚明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意味着它原本是可以成长出一段超越明代前期也超越清代前期的另一种历史阶段，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潜能的时期。天下之士非士也，皆商而已。
